也是冬天，50年前的这个时候，北京（当时称为北平）在一片肃杀的冬日里，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正涌动着一股无可逆转的迎接黎明的革命热潮。在北平的上空，交织往来着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为古都的和平解放而紧急商谈的电波。
1949年1月1日中央军委提出与傅作义谈判的方针。那时，正值新保安、张家口的敌人被歼灭，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的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中共和傅作义的谈判，并使傅作义为我所用。所以中央军委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认真进行对傅作义的工作。
中央军委对平津前线我军指挥部指示，目前不要向全国发通电，通电一发傅作义就没有了合法地位，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介石派系的压迫，甚至让蒋介石先采取行动而被解决。另一方面，傅作义反共已有很长时间，中共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中共这样一宣布，傅作义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作义可以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实际上则和中共谈好，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立此一大功劳，中共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有其家属，北平城内全部傅作义系的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允许编为一个军。
中共中央认为，傅作义派来的谈判代表崔载之（时任《平明日报》社长兼总编。）先生态度很好，以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旨意。中共希望傅作义派一个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时任燕京大学教授，曾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参加了北平问题的谈判）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中央军委还提醒，彭泽湘（早年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此时正为傅作义与中共谈判奔走，但当时的身份无可考）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段时间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这人买空卖空为中共所不信任，希望傅作义也不要信任他。
军委希望这些意见最好由北平再派一位可靠的同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如出城谈判的崔载之）引进，当面告诉傅作义，并让他保守机密。
中共的谈判代表要对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明确表示，傅作义不能采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的一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除傅作义部队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对照郑洞国部的办法办理。部队改编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即将举行攻击。傅作义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作义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否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为了确保谈判的万无一失，中央军委提出在与傅作义谈判过程中要注意运用策略，尽量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2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要与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周北峰（原为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1937年太原失守后，他曾作为傅作义的代表赴延安与中共商谈合作问题。当时任华北“剿总”少将民事处长，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参加了北平问题的谈判。）讨论具体的实行办法，例如军队出城所取的道路、驻地及其他事项。
1月17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同傅作义代表与邓宝珊（当时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作为傅作义代表参加了北平问题的谈判）谈判的情况。
邓宝珊初来时，解放军正布置攻打天津，所以聂荣臻第一次接见邓宝珊时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以说明是因为傅作义一再拖延，解放军才开始攻打天津，所以傅作义应负全部责任。这次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同去谈判，则采取诚恳和缓的态度。林彪首先从整个形势均对我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进行分析，但为保障北平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中共仍非常希望和平解决，但不可再拖延时间。并提出条件：限本月21日首先开出一个军至北平城外30里—60里间地区（除宛平、通县两个方面外，任何方面均可），以后再陆续开出。为指挥军队开出行动，可在德胜门外设两方面参加的指挥所。这一行动实现后，中共可派军政负责人入城。
邓宝珊表示完全可以照办，后邓宝珊要求中共派代表和他共同入城，中共同意派东总野司一处长苏静（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作为中共代表直接参加了与傅作义代表的谈判，并在《北平和平解决协议书》上签字）与之同去。邓宝珊又提出和平解决后，傅作义去何地为宜，来试探中共对他的处理。中共告诉傅作义可以去台湾也可以留北平。中共同时告诉苏静可以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方式要求邓宝珊考虑对事态发展的有利方法，是否可先与傅作义谈一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得无效将交出最后通牒。
在紧张谈判的同时，中共在北平城内的各项迎接和平解放的活动也加紧部署。中共中央华北局对平津地下党在接管城市过程中应做的工作做了指示，要足够地认识平津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必须在各方面有充分的准备，不但要能够完整地接管，而且要能够顺利地发展与建设这些城市或工业区，使之成为全国最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之一。
根据中央与华北局的决定，解放军进入北平后，立即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为北平市及市郊工业区在军事时期内统一的军政权力机关，以完成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安定社会秩序；系统地进行接管工作；肃清反革命残余；动员公私力量，向城市输送煤、粮等主要必需品，力求保证城市对人民的及时供应。
中央与华北局决定，北平市委由彭真（书记）、叶剑英（第一副书记）、赵振声（第二副书记）、刘仁、徐冰、赵毅民、谭政文、萧明、王鹤丰、张秀岩、韩均等十一位同志组成。叶剑英同志兼军管会主任及市长，徐冰同志任副市长。
在中央军委的精密部署下，经过平津指挥前线与傅作义的代表的多次谈判、磋商，晓以利害，1月19日双方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宣布双方从1月22日上午十时起休战，双方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字。
1月21日，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及军以上人员的会议，宣布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发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2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同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在颐和园益寿堂开会，决议成立联合机构，于2月1日正式命名为北平联合办事处。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国民党军队全部开出城外听候改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城内接管防务。中共北平市委各部门开始进入北平城。
1949年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刊登了题为“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北平而奋斗”的文章。文章中热情地欢呼“北平解放了！”由于中共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由于各界人民的支持，由于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无敌的威力，由于国民党军中很多爱国官兵不愿意在蒋介石指挥下继续反革命内战，包围北平的人民解放军，终于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月14日的和平声明的基础上争取了困守北平的国民党军队接受民主改编的原则。这样，我们就把这座历史名城和二百余万人民，用和平解决的方法从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从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奴役下的北平的黑暗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古老的北平迎来了希望的黎明……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主席抵北平西苑机场，傅作义将军前往迎接。
